康复针灸中心举办2007年终专业理论考试

(参见《叶适集》，第637页)相较于二者，朱熹的观点较为折衷，在封建问题上有其独特分析，他同样用势去分析问题，却更强调理势，通过理势的构架实现价值与现实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。

二，得多失少，以荀子为代表。言经学必不可存今古、汉宋之门户。

如果践行六艺之道，则为中国。马一浮持六艺统摄诸子学的观点。参活句，会者当下即是，直探六艺本原。(14)(15)(16)(21)乌以风：《问学私记》，《马一浮全集》(第一册下)，第756、755、738、760页。正是在对六艺一心高度肯定的基础上，六艺和六经实际上是异名而同实：以常道言，则谓之经。

《史记》记载孔子晚而好易，韦编三绝，乃是孔子平生真实用力处。学者第一事便要识仁，故孔门弟子问仁者最多。这也许正是顾炎武重视制度的认识根源，而这一认识与宋学是有关的。

然六经之指却属于学术思想上的哲学基础。上正祖祢，尊尊之道也。内容提要：宋明理学延异或反动为清代考据学是近世中国哲学的重大转型。至晦庵朱先生作《易本义》，作《易启蒙》，乃兼二说。

如《易》所该，其果极于此乎？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尽之，则一爻之用不止于一事明矣。曾点何如人，而与天地同流，有尧、舜气象乎？且圣人之志，老安少怀，安老必有养老之政，怀幼必有慈幼之政，非隐居放言者比也。

但黄震所言，亦足以说明宋学中确有遗落世事、陷于谈禅的显相。有人力之变者……有名号之变者……夫天地常形，固相为句连贯通，然其条理亦各有脉络。……异端之说，皆从《庄子·寓言》死灰其心一语来。进入专题： 顾炎武 宋学 。

独诸序之本不先经，则赖安国之序而可见。后来王阳明更是欣赏这样的狂者胸次。(同上，第205-206页) 基于这样的认识，炎武在《春秋》中所关注的问题，无论纪年、名称、史实，围绕的都是制度。总之，在制度层面，顾炎武表现出巨大的兴趣，他对宋学在此领域的成就予以关注与吸取。

由所引王炎的观点，亦知炎武重视宗法不完全是认识偏好，而完全是基于他对制度功能的坚定认识的。黄震所言，尚替程颐回护，仅斥谢良佐，而杨慎则直指程颐之非。

四、论学方法上的取舍 宋学的兴起肇始于疑传疑经，思辨式的义理分疏又多呈以论说，加之语录体，使得宋学相比于重考据的汉学，彰显出极为显著的自由特征，后人亦多有直接讥其为空疏的。首先，陆、王心学系统的学者一概不见，此足以证明顾炎武在宋学中是摈弃心学的。

(《顾炎武全集》第1册，第288-289页) 因此治经者，面对疑处，应当置于历史中进行合理的考察，不必动辄归罪于前儒： 读《周礼》者，至今不能无疑。在安仁利仁条，炎武引黄震曰： 谢氏谓仁者，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，非有所存而自不亡，窃疑此佛氏心学之说。这样的观念朱熹同样有过相似的表达： 祖宗之所以为法，盖亦因事制宜，以趋一时之便。因此，在形而上的理论趋向上，炎武对于宋学可以说是舍弃了的。同时，人在制度的变迁中又有着能动性，足以去影响制度的变迁。宋学中对于王道制度的讨论，由此得以彰显。

具体地说，《五经同异》辑录的95条宋学诸儒关于经学的论说，是顾炎武所认同的观点，这些辑录的资料，一方面表达了顾炎武对宋学肯定的内容，另一方面它们为《日知录》的论述提供了前期依据。而且，炎武之重视制度，并不是静态地理解制度，而是接受宋儒关于制度存在变迁的观点。

诸子是外面入去，今传于世者，皆外入之学，非孔子之真。礼乐征伐、会盟朝聘、生杀之权一出于天子，而无有一人之敢衡行，无有一人之敢好恶作威福也，是王道也。

伊川言理，而理者人心之所同，今读其传，犂然即与妙合。(同上，第146-147页) 基于观察上的推理，同样可以称之为考据，但炎武取于宋学的重实证、重理证，如上述数条，足以佐证已超出狭义的文献考订，而富具更深广的内涵。

(《顾炎武全集》第1册，第159页) 甚至在解释《易经》之数的问题上，仍然运用基于观察上的推理，炎武引苏轼《易论》曰： 九为老阳而七为少阳，六为老阴而八为少阴，此四数者天下莫知其所为如此者也。炎武引王炎《宗子论》曰： 仁义，人道之大端也。对于曾点，孟子尝谓之狂。但如进一步追问，顾炎武是否完全认同与传承朱子学？答案自然是否定的，否则顾炎武就不能被论定为清代学术的开山。

夫以昔之河滨，而今在山崖石壁之间，即河日迁，山日长，石日凝，盖可知也。清代考据学取汉学舍宋学，以顾炎武为开山。

(《朱子文集》卷七十) 看到制度变迁的长时段特征，意味着认识到制度一旦确立，就获得了某种自主性，以及对于历史中的人的思想与行为的限制。因此，如何认识顾炎武的学术思想，炎武究竟是深入宋学堂奥还是得其粗鄙？以及清代考据学与宋学究竟是怎样的关系，清代考据学的哲学基础是什么？顾炎武对宋学的取舍就是一个关键问题。

观圣人于《系辞》发明卦义尚多，其说果如今之解《易》者乎？故某尝谓，说《易》须仿佛圣人之意，然后可以下笔，此其所以未敢苟也。《五经同异》三卷，是顾炎武辑录宋、元、明以及清初诸儒论述经学相关问题的纂辑体著述，共95条，其中上卷《易》7条、《书》30条，中卷《诗》5条、《春秋》12条，下卷《礼》27条，附《大学》1条、《中庸》1条、《论语》12条。

取的是平实一路，舍的是玄远之说。《五经同异》是顾炎武辑录宋、元、明以及清初诸儒论述经学相关问题的纂辑体著述，反映了顾炎武在论学旨趣、内容、方法上对宋学的取舍，以及他为清代考据学所奠定的哲学基础。至诸序之文，或颇与经不合，如《康诰》《酒诰》《梓材》之类，而安国之序又绝不类西京文字，亦皆可疑。相形之下，《五经同异》是直接围绕着儒学的整个经典系统的论说辑录，在材料上涉及整个五经，单列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并包括《论语》，材料的完整性毋须赘述。

儒学的立场在养老慈幼之政，而不在一己之优游林下、隐居放言。平实而论，宋学标示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落脚终究还是在最后的为万世开太平。

言数而精，不过寻流逐末，流为技术，此宜审所当务者也。事实上，关于制度的重要性，顾炎武可以说完全接受朱熹的看法，他在三礼条中，引朱熹《乞修三礼札子》语：六经之道同归，而《礼》《乐》之用为急。

盖陷于禅学，而不自知其去尧、舜、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。(同上，第301页) 这就把宋学偏离了的儒家淑世立场又彰显了。